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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已經進入了藝術博物館的黃金時代

2018-06-26 11:21


 

        近日,“首屆國際博物館館長論壇”“藝術博物館的未來發展趨勢分論壇”在江蘇省美術館舉辦。
  中國已經進入了藝術博物館的黃金時代,在這樣一個文化繁榮的形勢之下,如何將世界各國的美術館資源融匯在一起,形成美的洪流,成為當今時代藝術發展的重中之重。本次論壇由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美術館館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吳為山擔任學術總主持,江蘇省美術館館長徐惠泉擔任會議總主持。來自英國、法國、加拿大、比利時、新加坡、奧地利、瑞士、義大利等25家海外藝術博物館的館長、策展人、學者,與中國的同行們齊聚南京,圍繞“藝術博物館的演變”和“在藝術、民族學與文明之間”兩個議題,交流分享了彼此在運營中的寶貴思考和成功的展覽案例,為中國美術館行業的未來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從物品主導的認識論邁向人文的凝聚力
  吳為山在論壇的主旨發言中反復提及了中國政府基於文化層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決心與展望,這也是本次論壇的核心議題:藝術博物館如何面向未來。作為會議主持之一的法國奧賽博物館前總策展人尚塔爾·喬爾傑爾(Chantal Georgel)指出:藝術博物館也同藝術品一樣,都經歷了誕生、衰落甚至死亡又重生的過程。只有瞭解到它從哪里來,才會看到它將到哪里去。在為期兩天的會議中,來自西方古老博物館的各位館長,首先向中國的後輩們傳遞了博物館學的百年歷史,以及圍繞館藏品早已發展成熟的研究、展覽機制。
  藝術博物館在誕生之初,作為展示建造者財富並使其合法化的珍寶庫,如波旁王朝之於盧浮宮博物館、哈布斯堡王室之於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美第奇家族之於烏菲齊美術館、威廉·布瑞爾之於布瑞爾博物館、約翰·博斯之於博斯博物館、埃米爾·吉美之於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等,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館長薩賓·海格(Sabine Haag)在發言中將之稱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19世紀20世紀之交的世界博物館公共化潮流中,以物品為主導的認識論讓藝術博物館第一次成為知識生產的載體,成為創造和整理知識的重要場所。借助物品的能量,博物館通過傳遞出一種條理清晰的世界觀而獲得了權威地位,這種世界觀長期以來一直也是支撐人類社會知識領域的權威秩序。
  然而隨著城市公共空間的進一步開放升級,以及由科技帶來的獲取新知途徑的多樣化,藝術博物館的地位開始受到衝擊,其知識生產的過程也被迫發生變化。英國牛津皮特裏弗斯博物館的勞拉·萬布魯克芬(LauraVan Broekhoven)館長面對當今多極化的世界格局表達了自己的憂慮:即便大家都非常喜歡博物館,也不得不承認已產生了一定的審美疲勞。因此,藝術博物館急需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通過新的知識生產方式,幫助人類社會尋找到能把我們重新團結在一起的凝聚力。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在中國的美術館界較早關注到這一問題,館長張子康在發言中表示,今天的美術館已不能被看作是藝術標準的仲裁人,我們正向著一套用以服務社會的“智識系統”進化。徐惠泉也認為,藝術博物館已經從重視“物”逐漸轉向關注服務“人”。關注人與美術館、人和藝術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是觀念上的很大轉變。正如國際博物館協會的報告曾指出的,博物館的未來是“與大眾更接近”。
  科技時代的轉型與傳承
  正是為了看到更好的未來,我們才要重新審視傳統。世界上最大的殖民時期的博物館——比利時王立中部非洲博物館,已有著近120年的歷史。在近期完成了長達5年的翻新之後,這座博物館已將自己重新定位為流行文化博物館,並對曾經的殖民系統進行了深刻的譴責。盧浮宮阿布扎比博物館則是一座2017年才建成的新館,曼紐爾·拉巴泰(Manuel Rabaté)館長向大家展示了國際資本與旅遊業對傳統博物館重新包裝後的驚人效果。那裏既有通過編年史佈局呈現出的世界文明的面貌,也有對當代藝術的觀照,成為人類文明合作交融面向未來的範本。英國國立美術館的策展人科林·威金斯(Colin Wiggins)為此分享了一段成功的展覽案例,闡釋了關於象徵權威的經典藝術與傳統,是如何面臨體制外的質疑;女性藝術家是怎樣介入為老牌美術館帶來了全新的欣賞視角,讓當代藝術從中得到啟發,也為傳統藝術注入新的生命力。在中國,湖北美術館嘗試把當代藝術的創作、研究同已有2000多年歷史的楚地漆器工藝相結合,並舉辦了多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當代漆藝展。館長冀少峰將此看作是“講好中國故事,彰顯文化自信”的一個絕佳注腳。
  既與傳統抗爭,也期待著傳統的回歸,這是參會的多家海內外藝術博物館普遍面臨的問題。法國蘭斯市博物館總館長喬治·馬尼耶(Georges Magnier)憂心於法國的年輕一代文化修養的降低,可以說全球的文化工作者都懼怕年輕的觀眾遠離美術館,遠離傳統文化。這就迫使我們要吸納新興的人文思維與科技手段,與觀眾之間形成更為有效的互動。法國貝桑松市博物館總館長尼古拉·秀拉皮爾(Nicolas Surlapierre)則把策展人比喻為“設計師”,他認為更具故事性的策展線索,能讓博物館的敘事語言成為一個全新的有機體。為了不在年輕人心中顯得過時和老化,我們必須更新自己的表達方式。瑞士納沙泰爾民族學博物館館長馬克·奧利維·孔塞(Marc-Olivier Gonseth)也重點介紹了正在他們館裏舉辦的新展如何採用了各種雜糅與唯美化的展陳設計,打破時間空間的局限,形成了詩意的敘事風格。當下中國的美術館也越來越依賴策展人的“設計”,讓展覽變得更具可視性與可讀性。廣東美術館館長王紹強與浙江美術館執行副館長應金飛也在之後的嘉賓討論環節,重點提到了美術館策展團隊的建設,他們表示,這是一個需要幾代管理者苦心經營才能開花結果的人才工程。
  不過很幸運,我們目前正處於科技的盛世,總有新技術能夠拉近與年輕一代的距離。加拿大蒙特利爾美術館館長娜塔莉·邦迪爾(Nathalie Bondil)和魁北克文明博物館數碼專案負責人安娜-羅拉·巴茲(Ana Laura Baz),與大家分享了北美的先進經驗。包括心理學研究與感測器對觀眾欣賞習慣的收集研究,數位化對博物館文明傳播途徑的新實踐等。山東美術館館長張望也提出“美術館+”的概念,讓美術館的展覽同時出現線上上與線下,更深入到社區、鄉村、學校。無論是虛擬現實還是3D化、遊戲專案還是手機應用,所有這些改變,都影響著每一層的文化能量。發揮美術館的教育功能,靠的不是精英化與灌輸,只有真正從年輕觀眾的需求出發,才能把藝術的魅力傳遞下去。
  遺產保護還是反博物館化
  近30年來,西方美術館遇到了與中國的美術館既高度相似又截然不同的挑戰。比如大家都面臨著文化遺產保護的嚴峻課題,為各種有形和無形的遺產奔走。歐洲藝術節協會成員弗朗西斯·卡爾皮迪(Francis Carpentier)代表比利時布魯塞爾藝術中心,強調了當代藝術與文化遺產保護的關係。他希望能將文化遺產作為當代的文化資源加以利用,並在兩者之間形成積極的溝通。尤其城市化進程帶來大量年輕人的遷徙,城市需要將文化遺產轉化為可供他們參與的公共活動。法國國立中世紀博物館策展人米歇爾·休恩(Michel Huynh)根據古建築的修復經驗,將重點放在博物館對文化遺產保護政策的推動層面。同樣在法國,第戎和香堡的解決方式卻不盡相同。第戎市博物館總館長大衛·裏奧托(David Liot)以第戎為例,描述了法國城市博物館的生態系統。第戎包含了作為物質文化遺產的公爵宮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美食美酒。從旅遊發展的角度出發,第戎對美術館古建築進行翻新,達成了當代與傳統的巧妙平衡,並聯合第戎市民參與了其中的公共藝術專案以打破傳統守舊的遺產形象。而與第戎同為歷史文化名城的香堡對此卻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香堡國家領地總幹事讓·道松維爾(Jean d'Haussonville)提到了反博物館化的呼聲。這座已有500年曆史的路易十四行宮,在1980年代就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納入世界文化遺產,而今卻在抵抗著博物館化的趨勢。道松維爾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博物館的功能對整個城市的生態而言是有局限性的,他更願意將香堡看作是一個建築藝術品,是一個建築遺產的群落,那裏還包含了葡萄酒產業與居民的日常生活。在香堡人看來,博物館化容易讓這些古建“變成一個廟堂”而產生自我封閉,從城市的生態系統中游離出來,與居民的生活產生距離感。
  由文化遺產保護引出的反博物館化趨勢也是現階段法國學術界爭論的焦點,對正處於建設黃金期的中國同行來說,這可謂是一種超前的體驗,更能引發我們對所處行業的危機感,以及對藝術博物館與城市生態關係的再定義。陝西省美術博物館館長羅寧也有著類似的擔憂,他指出了城市發展中美術館的定位問題,並認為一個地區的美術館並不是越多越好、越大越好,而應該因地制宜地做出自己的特色。如何在當下博物館、美術館建設的熱潮中保持冷靜思考,這對於中國,特別是中國西部欠發達地區尤其重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講好中國故事
  曾經,全球化對中國的美術館來說似乎是很遙遠的概念,但現在的中國社會已完全置身地球村中,經濟如此,文化亦是如此。很多歐美博物館都對全球的文化有著長期而深入的研究,各個地區的不同文化得以在同一空間裏展開對話、生成內外的聯繫,觀眾能從中看到一個世界性的文明脈絡。目前,中國的美術館人需要積極闡述自身的文化處境與藝術現狀,將對傳統、現實與未來的思考納入到美術館發展的宏觀維度中,才能逐步建構出全球化的跨國競爭力。
  新加坡國立美術館與香港藝術館對自身地域特色的探索,為參加論壇的中國其他區域性美術館提供了成功的借鑒。這兩座亞洲代表性的美術館歷史並不悠久、規模也不龐大,卻能夠自如地運用比較學的研究方法展示東西方文化的交融與碰撞,並在此之中提煉出具有高度自我認同性的美術館DNA。中國的美術館也因地緣、歷史的不同而有著各自的DNA。如上海中華藝術宮有更加國際化的視野,也有“走出去”和“引進來”的豐富經驗。館長李磊提到中華藝術宮正在打造公共文化服務的綜合體,且不局限於視覺文化的表達。與法國里昂匯流博物館分享的案例類似,中華藝術宮也希望通過美術展覽可以嘗試更多樣性的藝術形式,對跨學科達成共識,並能夠向公眾解釋更加複雜的世界。而收藏有2000件齊白石作品的北京畫院美術館則希望以館藏中國20世紀美術大師為原點,通過館際協作讓館藏精品在優勢互補中獲得資源共用,為全國以及全世界觀眾瞭解和青睞。據副館長鄭智威透露,今年下半年齊白石的作品就將登陸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和京都國立美術館展出。中國美術學院美術館館長杭間重點介紹了新開館的中國設計博物館。作為中國美術學院美術館群的三個藝術博物館之一,設計博物館依託學院的設計史研究成果,力圖在中國製造業轉型的背景下,回歸到中國人的生活價值角度去理解世界設計。在秉持“設計立市”理念的深圳方面,關山月美術館館長陳湘波預告了即將舉辦的第三屆中國設計大展。關山月美術館常年關注深圳經濟發展中的設計力量,與這座年輕的城市共同成長,並體現出了相通的文化創新氣質。
論壇最後,會議主持人之一、大英博物館資深策展人、館史專家謝拉·歐科內爾(Sheila O'Connell)驚歎於中國的藝術博物館事業在最近10年間的快速發展,但她同時提醒大家牢記:無論一個美術館有著怎樣漂亮的外觀,歸根結底,其背後的思想才是真正重要的。
  徐惠泉在此次分論壇的閉幕發言中總結說道,藝術博物館在今天有著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也意味著我們有著多重的身份——知識生產者、傳統守護者、旅遊業參與者、新科技試用者等。但作為學術機構,一切都要回到美術史研究的起點上來。“一帶一路”的建設為中華文明參與新一輪世界性的交流與推廣提供了重要的戰略機遇,但如何在國際的學術層面建立更有效的對話機制,這就需要用放眼全球的經驗,完成有深度的學術研究與展覽策劃。優秀的民族文化遺產,需要的並不是對歷史資料的靜態疊加,而應該是富有溫度和情懷的人文關注。藝術博物館不應被封閉在高牆之內,文明也是同理。他呼籲中國的美術館應努力尋找自身優勢,站在學術性的高度與公共性的廣度上充分發揮作用,最終形成一個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藝術博物館,並通過講好中國故事,參與到全球化的競爭與交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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